刘汉俊｜长江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

长江文明集中体现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刘汉俊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并全面系统深入地阐释了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所富有的深刻内涵。长江是中华大地的筋脉，造就了中华民族的文脉，其丰富的水土资源、深厚的人文底蕴孕育了辉煌灿烂的长江文明。长江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集中体现了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必须深入理解和把握长江文明的丰富内涵和重要价值，加强长江文明溯源研究和传播展示，加强文化资源保护，推动文化创新发展，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

珠穆朗玛峰

长江文明源远流长、绵延不绝，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

文脉千秋在，江河万古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中华文明的连续性是其区别于其他许多古老文明的重要标志，这种连续性不仅体现在政治发展脉络清晰可循、中华文化传统一脉相承、文字语言从未中断等方面，更体现在中华民族5000多年来的共同记忆和文化价值传承之中。长江文明是底蕴深厚的文明，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共同记忆，构筑着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中华文明的连续性提供了有力支撑。

长江文明源远流长、绵延不绝，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从距今约220万—256万年的安徽芜湖“繁昌人”，到距今200余万年的重庆“巫山人”；从距今约170万年的云南“元谋人”，到距今约100万年的湖北“郧县人”；从距今约30万年的安徽池州“东至人”，到距今约3.5万年的四川“资阳人”……中华先民接续生活在古老的长江流域，繁衍生息、接力前行，为形成长江文明创造了生存空间。浙江余杭良渚遗址、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群、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四川阿坝金川刘家寨遗址、四川甘孜稻城皮洛遗址等考古发现，证实了长江流域埋藏着从青铜器时代上溯到石器时代的文化链。长江流域的文化链内涵丰富、脉络明晰，构成了中华文明起源和传承的多元图景。玉蟾岩遗址、彭头山遗址、城背溪遗址、大溪遗址、油子岭遗址、屈家岭遗址等考古发现，生动展现了长江流域的稻作文明源远流长、一脉相承。从屈家岭遗址的史前水坝，到始建于战国的都江堰、始建于秦代的灵渠、始建于东晋的荆江大堤，再到新中国成立建设后的丹江口大坝，陆水水库、葛洲坝及三峡工程，都表明了长江水利工程历史悠久，展现了长江文明以造福人类为目标的重要特质。长江文明从未断绝的发展轨迹，彰显了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

长江文明推陈出新、革故鼎新，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

长江文明正如浩浩荡荡的长江水，奔腾不息、充满活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是革故鼎新、辉光日新的文明，静水深流与波澜壮阔交织。连续不是停滞、更不是僵化，而是以创新为支撑的历史进步过程。”中华文明的创新性生发于历史连续性与时代变革性的辩证统一，这种创新体现在其既坚守“明体达用”的传统，又遵循“与时偕行”的规律。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长江文明一直在改革与创新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为中华文明在历史纵深中既葆有根基的稳固性，又增添发展的开放性提供重要支撑。

长江文明推陈出新、革故鼎新，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长江流域的中华先民创造出石斧、石锛等工具和石矛、石镞等武器，掌握了钻木取火、播种百谷等技术，高擎文明的爝火，走过了旧石器时代的漫漫长夜。湖南宁乡发现的晚商青铜礼器“四羊方尊”，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发掘的“青铜通天神树”“青铜戴冠纵目面具”，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群发掘的约7000年前的木制船桨、独木舟，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发掘的约1.8万年前的“玉蟾岩陶片”、江西万年县发掘的约两万年前的“仙人洞陶片”等众多已发掘的青铜器、船板残片、陶瓷器、铁器、玉器、炭化丝绸，充分展示了长江流域先民对于创造性理念和先进铸造工艺的理解和掌握，为形成长江文明奠定了基础。先秦时期，楚文化成为长江流域文化代表，涌现了首创县制、改革赋税、重视科技、军事优先等治国方略，老子庄子屈子荀子等思想精华，以及屈宋楚辞、编钟乐舞等文化成果，开风气之先，代表了长江文明的高峰，成为中华文明的标志性象征。“一切皆流，无物常驻”，长江流域形成的先进生产力和高度发达的文明形态，推动绵延不断、经久不衰的中华文明在创新中永葆蓬勃的生命力。

长江文明追求大同、向内凝聚，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

百川东到海，万流总归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长期的大一统传统，形成了多元一体、团结集中的统一性。‘向内凝聚’的统一性追求，是文明连续的前提，也是文明连续的结果。”长期以来，“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鲜明体现了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深深熔铸于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之中。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是在中国独特的自然人文环境、绵延不断的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的。多源合流、百川归一，既是长江的地理特征，更是长江文明的突出特质。长江流域不同地域的文化在长期互动中逐渐形成了多元融合和相互认同的文明图景，这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缩影。

长江文明注重融合、向内凝聚，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土家族、苗族、彝族、侗族、藏族、回族等多个民族，共居长江之畔，同饮长江之水，共同组成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部分。秦国“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伦”，开启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历程。古代中央王朝对长江流域民族地区，先后采取过羁縻政策、土司制度、改土归流政策，打破了“汉不入峒，蛮不出境”的状况，出现了“五方之民共天下”的局面，促进了长江流域云、贵、川、桂、湘、鄂地区的民族融合。“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等“大一统”思想推动了长江流域各民族、各地区的稳定发展。长江流域的各族儿女血脉相通、命运相连，在反殖民、反侵略的斗争中一呼百应、同心协力，谱写了保卫长江、维护统一的壮丽史诗，形成和强化了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长江文明的这种特质，厚植了中国人血脉里的家国情怀，深深体现和助力筑牢了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能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

船过长江三峡大坝

长江文明海纳百川、兼容并包，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从来不用单一文化代替多元文化，而是由多元文化汇聚成共同文化，化解冲突，凝聚共识。”长江流域水网密布、支流众多，其地理跨度长、地势落差大、地形地貌差异大，造就了通江达海的地理特质，成为连接东西、沟通南北的重要枢纽。长江开放包容的地域特性天然孕育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不同文化在此交汇、互鉴共生，呈现出“和而不同”的文明生态。

长江文明海纳百川、兼容并包，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三苗、百越、百濮部族在长江流域开辟地盘，古蜀国、巴国、楚国、吴国、越国在长江流域安营扎寨，东晋与南朝的宋、齐、梁、陈在长江岸边的建康建立政权，五代十国时期的南吴、南唐两代及吴越国，前蜀、后蜀、荆南国在长江流域建立，明朝在长江流域开国建都、奠基创业。这些朝代政权在长江流域的发展轨迹，不仅展现了中国古代治理智慧的实践成果，更在文化互鉴融通中体现了长江文明兼容并包的特质。

自古以来，长江流域的文化交流互鉴就蔚然成风，推动了文化交流融合。比如：羌藏、巴蜀、滇黔、湖湘、荆楚、赣皖、吴越等文化区及海派文化通过长江相互交汇贯通；农耕文明、游牧文明、渔猎文明相互激荡，长江文化与黄河文化、中原文化相互交融，等等。无论是治国理政经验的积累沉淀，还是不同文化的蓬勃发展，本质上都反映了长江文明对多元文化的兼收并蓄。长江文明的这种突出的包容性为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提供了生动的历史注脚。

长江文明崇尚和合、遵行大道，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

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文明五千多年来一直传承的理念，主张以道德秩序构造一个群己合一的世界，在人己关系中以他人为重。”中华文明的和平性，厚植于“和而不同”的文化基因与“天下大同”的理想追求。中华民族历来注重和平交流，主张友好往来，追求协和万邦，将“睦邻友邦”“以和为贵”“和衷共济”等理念世代相传。长江文明推崇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既直接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和平性，又为塑造中华文明的和平性提供了实践支撑。

长江文明尚和合、行大道，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长江文明以农耕文明为根基，以文化包容为纽带，以交流互鉴为路径，为中华文明的和平基因提供了深厚滋养。比如，千百年来，景德镇瓷器入长江、通外洋，走向世界、风行天下。借助长江水系，景德镇瓷器走昌江、进鄱阳，或逆赣江而行过大庾岭、到岭南出海，或从湖口进入长江，然后一路顺江而下，经南京、扬州入海，沿东南沿岸进入南海，踏上海上丝绸之路；一路逆江而上，经汉口、进汉江，过河南、入山陕，从右玉走西口，辗转陕西、河套平原、甘肃，走西域丝绸之路；或从张北走东口，经过蒙古草原、准噶尔草原、哈萨克草原、俄罗斯草原、乌克兰草原、匈牙利平原，走上草原丝绸之路。16世纪的英国博物馆地图上，中国城市只标有3个，景德镇就是其中之一，足见其影响力。

万里长江第一阁——观音阁，位于长江鄂州江面 刘汉俊摄

又如，中蒙俄万里茶道借助长江水系，成为中华文明和欧亚文明相互交流的文化共享之路，在世界近代史上具有深远的文化价值。它从福建武夷山的下梅古镇开始，经江西铅山的河口古镇进鄱阳湖、走长江，与从湖南安化、湖北赤壁出发的茶道在汉口汇合，逆汉水到襄阳，从河南到山西，走上蒙古草原，再到达蒙古国的乌兰巴托和俄罗斯的恰克图、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地。

再如，长江流域自古商贸繁密、商埠繁多，商路辐辏、商贾云集，以丰富物产和便捷交通，加强了商品与文化交流互动。商人们“贩运绸缎于杭州，贩茶糖于汉口，贩葛布于四川”，买长江、卖天下；古代“四大米市”无锡、长沙芜湖、九江兴盛于长江之滨；唐朝时扬州成为中亚地区粟特胡商经营珠宝的集散地，清朝来自长江流域的稀有物资售于新疆地区、蒙古草原及俄罗斯等地，尤其是丝绸、陶瓷、茶叶等汇聚于丝绸之路，远销地中海地区和非洲东海岸；等等。

长江文明的发展，有力促进了我国各区域各民族之间的交流融合，有力促进了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长江文明所蕴含的开放包容理念，为塑造中华文明的和平性提供了重要助力。明代郑和从长江出发七下西洋，携带了大量的金银器、瓷器、青铜器、铁器、漆器、丝绸、茶叶、谷物等中国特产，呈现“天书到处多欢声”的景象，播撒下和平和友谊的种子，促进了中外贸易融通和文化交流，再次鲜明体现了中华文明之中怀柔远人、协和万邦的对外交流理念。

江流天地，长波万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江造就了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的千年文脉，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标志性象征”“要把长江文化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鲜明体现了对长江文明的深刻理解，深入阐述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为我们正确认识和理解长江文明、加强长江文明溯源研究和传播展示提供了根本遵循。新征程上，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长江文明，是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也必将为文化强国建设注入强大的精神推动力和现实创造力。

（原文刊登于2025年8月21日《人民日报》理论版。作者为武汉大学兼职教授、中宣部文艺局原局长、“学习强国”原总编辑）

编辑：张红艳